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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春天来了，乌蒙深处的山野，草树萌发，如果时间回流，父母亲应该在开始春天的劳作了吧。云影滤下淡淡的春阳，梦为远别，清明前后我的脑海总是浮现一些小时候母亲对我言传身教的生活片段。
一
我家门口有棵梨树，两棵核桃树，核桃树和梨树枝桠交错，绿荫如盖，遮住院坝。每逢赶场天，出太阳的时候，大哥不用去街上摆摊，搬张桌子在树下，我家门口便一时热闹起来，人们来找大哥帮忙补皮鞋、水鞋、钉鞋子、修钟表、刻章、画绣样……即使没有事，也会来看着他做事，跟众人聊天。
人们喜欢来我家，不光是修修补补凑热闹，还因为有东西吃。我的母亲很好客，有时煮一锅洋芋，有时煮一提篮毛豆，有时煮一些嫩包谷，有时做几碗麦面疙瘩，家里能拿出什么吃的，随季节而定，反正是家常便饭，来者有份。因此我家很招客，常有人来。一次，也是赶场天，大哥在梨树下给人修手表，母亲煮了一些新毛豆招呼来人，大哥放下手上的活计陪客人吃东西去了。手表零件拆卸下来摆在一个小盘子中，用纯净汽油泡着，以便清洗。我很好奇，趁着没人，也学着大哥的模样拿起小刷子洗零件，一会大哥吃了东西出来，装表时找不到一个零件，气急了劈我后背一巴掌，那时我也只有三四岁，顿时哭闹起来。母亲听到哭声，跑出门来，知道是我手肇（当地读“sao”）犯事，一声不吭拿起扫帚，勾着腰在地上扫来扫去找零件，终于在桌子底下把齿轮找了出来。待客人取了手表走后，母亲跟大哥说，“兄弟是同胞手足，他年纪小不懂事，有错该教育，但不能乱打，手轻手重伤着哪里都不好，你好好带兄弟，二天他长大成器就是你的好帮手。你打兄弟，我也会伤心！”大哥是孝顺之人，一听这话，立即给母亲赔小心认错。自那次以后，即使有错，大哥都是跟我讲道理，再没有打过我。
二
亲戚朋友喜欢来我家，是因为有吃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为了这张嘴。有个亲戚经常来，我们觉得他是来混吃的，不太喜欢他。有个赶场天，下雨了，这个人背个夹箩（方形竹背篓），戴着莲帽（斗笠）又来我家，说是躲雨。他把夹箩放在门口屋檐下，将莲帽盖在夹箩上面，就进了屋。我讨厌这个人，就把系在莲帽上的八股绳解下来，顺着线头拆散了。待这位亲戚吃了东西，雨也停了，出得门来，背上夹箩，拿起莲帽，发现绳子变成一堆线，嚷嚷起来，母亲出来问“是哪个干的好事？”我说：“是我，他来我们家骗吃骗喝。”母亲气得脸色通红，随手拣了一根竹条抽了我几下子，打得我捂着屁股直跳脚。她进屋找了一根绳子替亲戚将莲帽系上，连声道歉：“娃娃不知事，怪我们没教好，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客人走后，母亲说：“人穷志短，他经常来，是因为家里没吃的！”还说：“穷要心好，富要让人。”
母亲很勤劳，除了种自留地，还在山背后偷偷开荒种荞麦和洋芋，种这些小季作物，农历五月间就开始成熟，可以填补秋收之前青黄不接这一段时间吃食的不足。有天我到姨妈家跟她的儿子玩，姨妈说：“你家洋芋是沙地种的，又大个又好吃，我家是胶泥地种的，又小个又渣水（淀粉少）。”经姨妈一夸，我起了“同情心”，回家选了十多个大洋芋，洗干净装在帆布挎包里面，送去姨妈家，以为做了一件好事，提着空包包高高兴兴回家来，谁知一到家，就被母亲追着劈头盖脸抽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抱头躲窜。母亲一边打一边说：“肥肉上添膘！人家是有工资领的，你敢拿我的东西去讨好人，招打！”
舅舅为了照顾我们家，有年春天牵了一匹老骒马来让我们帮忙喂，说是出了马崽，送一匹给我家。六月间，产下一匹小马驹，我们一家都很高兴。为了让骒马多下奶，母亲还磨了豆浆来喂它。我听人说用新毛豆喂马奶水好，在割草时将小队地里的毛豆割了放在背篓底下，在上面盖一层草背回来。母亲放草喂马时发现了，问我在哪里割的，我说集体的。母亲说：“集体的豆子也不能割，这是小偷小摸行为！细小偷针，大来偷心！干不得的！”这次虽然没有挨打，至今回想，仍然很惭愧！
三
母亲个头不高，甚至很弱小，但她从来不怕事。
父亲由于在旧社会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干过区公所秘书，粮管所会计。作为读书人，性格有些耿直，回村后因为开会时爱说直话而受到打整。除了父亲性格因素，还在于“低标准”时大哥一幅画得罪了人。那时，收成减少，过年时由合作社杀年猪分配，有的人家分到大块一点的肉，有的人家分到一条猪尾巴或一个猪腰子，我的堂哥和一个表哥两家人分得一个猪蹄叉。他们心中有气，叫我的大哥画了一条毒蛇，贴到负责分配猪肉的人家门上。这下结了仇，总是被人惦记，只要有工作队来，都要讲我父亲和大哥的不是之处。甚至大哥报名参军，这家人也去唆使人来吵闹，说我父亲历史不清白，顶着让我的大哥当不成兵，只能去“支铁”——修“湘黔铁路”，回来后受到接兵干部重视，经过严格政审后，才去了部队，这时大哥已接近20岁，入伍年龄算比较大的了。由于这些因素，父亲愈是有气，愈是不平，愈是爱提意见，愈是挨打整。一次，公社考虑我家是军属，人口也多，打算照顾一条棉被，这位被贴毒蛇的人说，就是不能给我家。那时遇有春荒，公社发救济粮或返销粮，也没有我家的份。母亲偷偷种些粮食，开荒时人家故意不管，等成熟时这位老同志带人来一下收走了。看到这种情况，母亲不让父亲再去开会，由她去参加集体会议，遇上没收粮食或克扣救济，据理力争，居然把那个爱整人的人说服了，减轻了一些负担！
改革开放前一年，母亲在自留地旁边开荒种了一些包谷，那位老同志又唆使大队领导来没收。母亲说，开荒不是一家两家，如果大家都收，我家也同意收；如果其他人家不收，就不能单独收一家。即使要收，我自己主动背到粮管所交给国家，不用你们操心！大队来的人无话可说，不再追究。第二年，大家分小组种地，小队出了个新政策，哪家烧10000斤石灰给集体改良土壤，年底奖励100斤包谷。父亲从来没有下井挖过煤，为了多收100斤粮食，很少拿过镢头的他，也梭下矿井挖煤去了。父亲挖煤，母亲烧石灰，几乎用了一个冬春时间，终于完成上交10000斤石灰的任务。烧石灰期间，我负责放牛喂马，一天下午，我把牛放到山上，转身回家，猫到床底下，用一块席子垫着，躺在地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等晚上父母收工回家，人也不见、牛也不见，又出门去找，母亲找到了牛，父亲还在找人。母亲正坐在床上焦心，忽听床下有呼噜声，以为是狗在里面，提着火棍去捅，我爬出来嘿嘿笑，谁知劈头盖脸挨了几火棍。九月间，到了秋收分粮食的时候，小队长听信谗言，不肯兑现奖励100斤粮食的承诺，因为全村只有我们一家完成这个任务，大家只在私下表示同情和义愤，很少有人公开打帮腔。但小队长虽然没有主意，也不敢明确说不给，母亲找到他，他居然说是某某人的意见，与母亲说不过，还是召开群众会议讨论，兑现了奖励。虽然得到的是一堆细碎包谷，也算讨了公道。
四
40多年前的龙年冬天，正在结冰的腊月间，三伯的大儿子在木底河（现在的“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坝址）生病，眼看不行了，被他的继父和母亲抬着送来，说是交还本家。家屋中的几个老人商量，送到公社卫生院就医。三伯20世纪50年代末死于煤洞塌方，因为他替集体炕包谷，没有煤了，带着中云（后来成了我的堂二嫂）、唤弟两个小姑娘去挖煤，一个挖两个抬，刚挖了几撮箕出来，再回头进去时，棚顶垮塌，被压在井下，等刨开泥巴后，两个年轻姑娘窒息过去，按当时的农村风俗抱一只公鸡来在头上扫过，一会便苏醒过来，而三伯却没有回转。那时庚友哥估计只有十六七岁，为了养家，先后两次出去修铁路，第一次得了10多万块钱，相当于人民币18元，买一只公鸡过年，就用完了。过年后又同寨上王家老大一起再去威宁修铁路，负责打炮眼炸石头。一天，有个炮眼筑了炸药，点上导火绳后没有爆炸，他们两个上去检查，叫做“抠瞎炮”，谁知还来不及“抠瞎炮”轰然炸开了，王家老大尸骨无存，庚友哥一只眼被炸瞎，周身皮肉被碎石打成“筛子眼”，虽然捡回一条命，从此成了废人，长期咳嗽痰血，这时三妈已改嫁到木底河林家。庚友哥受伤回来，干不了体力活，又没有住处，只能住在小队的社房里，哪家有饭他就在哪家吃，东一顿西一顿，母亲看他可怜，时常喊他来吃饭。这次庚友哥住院，医药费由公家负责，但是一日三餐却没有着落，大伯安排我母亲招呼，十多天时间，路上冻着桐油凝，虽然家中没有多少白米，母亲尽量做些好吃的、脚上套着防滑米草鞋一步步送到医院。庚友哥自知这回旧病难愈，对我母亲说：“四娘，我爹死得早，娘改嫁，有娘强如无娘，生病只有您管我！如果我能好起来，帮您做活路，带兄弟妹子。要是这口气不在了，我在阴间也要保佑您一家。”没过几天，庚友哥便咳血过世了。公家出点钱买了几块薄板，简单做成个匣子，母亲和几个堂嫂连夜赶做衣服装殓了，大伯、二伯、父亲连同五叔、幺叔叫上叔伯兄弟和街坊邻居，将庚友哥抬到水淹塘边洋芋大坡脚安葬。
母亲的爱心，不光是对人，对牛马牲口也是一样。舅舅送的那匹小马，长大后吆去驮煤，上坡时母亲看它一点头走一步，从驮子上拣几坨煤兜在自己围腰里，到了平路才放回去。家中的狗或猫晚上不回家，她到处寻找呼唤，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回来，才放心睡觉。
母亲虽然一字不识，但是对书本和纸张极为爱惜，父亲抄的书、我们读过的书，哪怕是一张纸片，她都捡拾得规规整整，去年父亲过世，我和侄儿收拾老人的房间，发现40多年前我抄写的《唐诗三百首》《陈毅诗词选》等手稿，还存放在一个塑料箱子里，喜出望外，同时也感叹老人家的细心，给我保存了这么多年的记忆，让人难释怀。
文/成林
编辑/邱奕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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