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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自6月28日起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与此同时，国内有不少机场开始提前执行携带充电宝的新规，大量乘坐飞机的网友反映，没有3C标识的充电宝已经无法带上飞机，成筐的充电宝被拦在了安检口。
自从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人们的“充电焦虑”随之而来，于是，没有充电宝随身，就真的没法出门了。进一步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充电宝自燃、爆炸的事故频频发生，据称，2023至2025年，全球航司每年都有客舱内充电宝自燃事件发生。这些都源于充电宝市场的野蛮生长以及相关行业管控标准的滞后。无论民航部门，还是各高校，从安全管理角度提出“不合格充电宝不得入内”的举措，当然是必要的。然而，综合来看，不合规充电宝的“管制大棒”，最终总是实实在在地砸在了消费者头上，于是就出现了以下场景：民航局一纸禁令，让无数旅客在机场安检口手忙脚乱地翻找3C标识，对不合格充电宝无奈之下一扔了之;高校一纸通知，让学生们对着寝室里的小型“炸弹”不知如何处置;快递公司一纸拒收，让消费者捧着需要被召回的充电宝手足无措……
于是，不合规的充电宝成了一块无处可去的“烫手山芋”，但是最终烫的是消费者的手。这场充电宝安全管制风暴中，当企业生产缺陷、监管滞后、召回机制缺乏闭环等问题被层层传导，本应是保护对象的消费者，却成了责任转嫁的最后一环，不得不为产品安全买单，这种情况下，就得追问了：这种责任倒挂局面，究竟该如何破局？
目前来看，民航局发布禁令固然出于安全考量，但“6月26日下通知，6月28日执行”的闪电节奏，缺乏必要的缓冲期;高校集体封杀特定品牌充电宝看似负责，却未配套提供任何回收方案;快递公司严守安全红线值得肯定，但“一刀切”拒收反映出应急机制的缺失。这种“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方式，只能保证“问题不出在自己身上”，却让一个系统性问题仍然处于无解状态，其结果只能是让消费者成了“背锅人”。有更专业、科学和系统的路径来破解，无疑需要一个全链条责任体系。比如，企业必须承担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核心责任，同时建立专业上门回收团队;监管部门应该推动建立“白名单”制度，对认证产品提供快速通道，同时要求电商平台、快递企业与生产企业数据互通，打造可追溯的回收网络。
对于每一个具体管理主体，安全和便利可能是一种对立关系，民航方面要强化安全，必然要牺牲旅客的“充电便利”。但这只是对于单一管理而言，从社会系统治理来说，安全与便利不应该是“非此即彼”“有我没他”的单选题。消费品安全，必须指向“消费者受益”，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讲究源头管控，而不是事后围堵;讲究体系破解，而不是总想责任转嫁。说实话，围绕一个小小的充电宝安全管理，先后出现了高校禁令、民航封杀、快递拒收等“风暴式管理”，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在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的根源上却水波不惊，这就有点令人费解。说到底，“烫手充电宝”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企业为产品安全负起终极责任，而不是让消费者在安检口手忙脚乱地寻找3C标识。（肖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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